《国际循环》：郭教授您好，当今各种心血管病诊疗指南如高血压防治指南、血脂异常防治指南、糖尿病诊疗指南等都强调了改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相关的建议。您长期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研究工作，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郭艺芳教授：对于任何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讲，积极有效的改善不良生活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知道，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有六大危险因素，即高血压、血脂代谢紊乱、血糖代谢异常、超重与肥胖、吸烟、以及缺乏体育运动。其中后三项都属于不良生活方式。同时，积极改善生活方式，如改善饮食结构、适量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又有助于减轻高血压、高血脂与糖尿病的病情、改善其治疗效果。例如研究表明，体质指数与血压水平密切相关，基线体质指数每增加3，4年内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女性增加57％，男性增加50％。反之，如人群中平均体重下降5-10公斤，收缩压可下降5-20mmHg。因此对于高血压且超重或肥胖者，应建议其减少热量摄入，平衡膳食结构，增加运动，使其体质指数保持在20-24kg/m2范围内。酗酒对血压同样有显著影响。饮酒和血压水平及高血压患病率之间呈线性相关，持续中等以上饮酒可显著增加血压水平及高血压发病危险。男性持续饮酒者比不饮酒者4年内高血压发生危险增加40％。因此对于有饮酒习惯的高血压患者应建议其戒酒，暂时难以彻底戒断者每日摄入酒精量不宜超过25克。经过有效的限制饮酒，有望使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下降2-4mmHg。高盐饮食是高血压的另一种重要危险因素，膳食钠摄入量与血压水平呈显著相关性，人群平均每人每天摄入食盐增加2g，则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升高2.0mmHg及1.2mmHg。通过严格限制食盐摄入量，可使患者血压下降2-8mmHg。因此，对于高血压患者应嘱其减少食盐摄入，力争达到WHO建议的标准，每人每日食盐量不超过6g。实际上对于许多轻度高血压患者来说，积极有效的改善不良生活习惯既可以使血压降至正常范围内，这样既避免了服用降压药所带来的经济学代价与不良反应代价，还可以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对于较重的高血压患者，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可以提高降压药物疗效，减少服药剂量与种类，从而增加达标率。 对于血脂异常也是这样。改善生活方式既是轻症或低危患者的首选方法,同时又是药物疗法的基础。换言之,任何药物治疗均应建立在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善的基础之上。部分轻症患者经过严格饮食控制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善,即可将血脂水平控制在满意范围内,从而避免应用调脂药物。对于必须应用调脂药物的重症或高危患者,辅以合理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善可以进一步改善调脂药物的疗效并减少用药剂量,从而降低发生药物相关性不良反应的危险性。在临床上我们经常遇到许多中青年高脂血症患者，他们虽然大腹便便，却依然进食大量高热量食物；虽然甘油三酯严重超标，却仍然大量饮酒、大量吸烟。这种生活习惯不改变，使用再多再好的降脂药物也不会起到良好效果。反过来，如果他们能够坚持控制饮食、戒绝烟酒、增强运动、减轻体重，许多人不用服药其血脂也可恢复正常。对于糖尿病患者更是如此，如不严格控制饮食与体重，其血糖就很难控制理想。因此，改善生活方式是冠心病一级预防的最廉价而有效的措施。在冠心病二级预防中改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通过积极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善，可使患者5年内严重不良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心衰、猝死等的危险性降低20-25%。 因此我们说，改善生活方式是防治心血管疾病的基石。 《国际循环》：既然改善生活方式如此重要，那么根据您所了解的情况，在我国临床实践中贯彻落实的情况如何呢？ 郭艺芳教授：非常遗憾，虽然无论在高血压、冠心病，还是在糖尿病与血脂异常的指南中，都把非药物疗法或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善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但在我国临床实践中饮食、体重、烟酒、运动等方面都做到很好的控制的人数少得可怜，分别只有11%、9%、19%、与6%。我们经常说我国居民高血压、高血脂与糖代谢异常的满意控制率很低，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涉及医疗水平、经济背景、社会因素等多个方面，但我认为没有很好的改善患者生活方式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改善生活方式不需要什么高精尖的技术，更不需要资金支持，只需要健康知识与毅力，这是最廉价而有效的防病治病措施，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每位患者都能够很好的改善生活方式，相信我国心血管病的防治水平会有显著提高的。 《国际循环》：由此看来，在改善不良生活方式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尽快改变这一现状？ 郭艺芳教授：我认为目前我们亟待加强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化健康教育，大力宣传不良生活方式的危害。实际上，纠正不良生活方式不仅对心血管病及其高危患者有益，对健康人群也同样有益。在此方面，我们以前虽然也做了许多工作，但力度显然不够，收效甚微。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政府在健康教育方面投入一元钱，可能减少一百余元的医疗费用，这是相当划算的。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政府应该着手建立一套健康教育与疾病管理系统，并使这个系统涵盖农村与城市社区，使尽可能多的居民能够了解到最新的健康信息。一些欧洲国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例如丹麦曾经进行了一项试验，当地政府选择了两个经济背景、居民数量、生活习俗、居住环境相似的两个城镇，在其中一个城镇组建了由数十人组成的健康教育队伍。他们一方面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形式加强保健常识的宣传，另一方面每月一次深入基层社区进行健康宣教与督导工作。另一个城镇则未设立这种机构。他们对这两个城镇居民进行每年一次的健康查体与医疗经济学统计，为期五年。到试验结束时人们惊奇的发现，设立健康教育机构的城镇居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较另一城镇降低了32%，用于诊治心脑血管疾病的医药费用降低了83%。这是非常可观的一组数字。这一研究既体现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还反映出了其医疗经济学价值。 虽然健康教育的对象与受益者是患者，但要通过医护人员以及保健工作者去实施。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倡导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努力抽出一点时间去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指导患者如何有效的改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医务工作者自身的教育与继续教育，首先使他们认识到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使他们掌握健康教育的技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患者得到更好的指导。更重要的一点，医护人员还要加强自律，从自身做起，为患者起到表率作用。试想，一个大量吸烟的医生如何劝导患者戒烟？一个天天酗酒的医生如何提倡患者戒酒？一个大腹便便的医生怎样去说服患者减肥？所以医护人员的自身形象对于患者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