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Norhammar等1对181例因急性心肌梗死（AMI）住院的患者进行了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检测，这些患者既往均无糖尿病病史，结果显示糖尿病和糖耐量低减（IGT）的患病率分别为31%和35%，比预想的更为普遍。在AMI发作后3个月重复OGTT发现患病率无明显减低。之后大规模的欧洲心脏调查2再次证实了相同的结果，其受试人群除了急性冠心病（CHD）患者以外，还包括稳定性CHD患者。在923例急性CHD患者中新诊断的糖尿病和IGT分别为22%和36% 。997例稳定性CHD患者中新诊断的糖尿病和IGT分别为14%和37%。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心脏调查中31%的患者既往有糖尿病病史，如果加上OGTT的结果则表明CHD患者中大约有50%的患者有糖尿病，25%有IGT。奥地利一项小样本的研究显示在进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中糖代谢异常的患病率同样很高3。欧洲心脏调查给我们的重要警示是如果不进行OGTT，将会漏诊2/3糖代谢异常的患者。近期的数据进一步表明即使用不同的空腹血糖（FPG）限定值或者FPG联合糖化血红蛋白和统计学模型也不足以达到与OGTT相同的诊断率4。

    欧洲心脏调查只涉及欧洲人群，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种族还不确定。而且有1/3符合标准的患者没有做OGTT，这对糖尿病和IGT患病率的精确评估带来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局限性，中国心脏调查是对早期欧洲心脏调查的重要肯定和扩展。胡大一教授等5报道的结果与欧洲心脏调查极为相似，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证实。冠心病患者通常伴有血糖的升高。3513例CHD住院患者中，33%既往有糖尿病病史。通过OGTT检查后，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到53%，IGT的患病率为24%。此结果在稳定性CHD和急性CHD患者之间无差异。但是如果不进行OGTT将漏诊81%的新诊断糖尿病和87%的新诊断IGT。

    在中国和欧洲心脏调查中，急性CHD患者是在急性冠状动脉事件中幸存的患者。急性冠状动脉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院外猝死或急诊室死亡，这些患者来不及做OGTT，因此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对患病率评估带来的偏倚误差。有关葡萄糖耐量和心脏猝死方面的数据很少，目前的资料显示糖尿病和血糖升高的患者更易发生心脏猝死6。而且，这两个研究均显示在稳定性CHD和急性CHD患者中糖尿病和IGT的患病率相似，不可能因此带来生存偏倚。

    有趣的是，中国心脏调查中患者的平均体重指数（BMI）为24.2 kg/m2，男、女性腰围分别为90 cm和88 cm，以西方标准诊断并不肥胖。而欧洲心脏调查中患者的平均BMI为27.4 kg/m2，男、女性腰围分别为99 cm和95 cm。这些数据提示，肥胖的诊断标准，尤其是腰围，应该具有种族差异性，亚洲人群的标准应该低于欧洲人群7。中国的研究明确地显示根据不同的种族应该制定不同的肥胖诊断标准，同时需要进一步探讨除肥胖之外，CHD和IGR是否存在其他共同的病理基础。 全球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增长8，但有关CHD患者中糖尿病和IGT患病率的数据很少。可以推测在其他危险因子（如高胆固醇，高血压和吸烟）控制较好的情况下，随着同期肥胖的增加，糖尿病和AGR引起的CHD的比例会显著增加。在1979年到1998年之间，明尼苏达州Olmsted市的心肌梗死患者中糖尿病的患病率逐年增加3%9。中国和欧洲心脏调查不仅显示OGTT的应用可以增加AGR的诊断率，而且发现在CHD患者中AGR的患病趋势显著增加。 

    胡大一教授等的研究结果对临床和科研均有指导意义。临床上对于既往未诊断糖尿病的CHD患者应该考虑进行OGTT。中国和欧洲心脏调查认为处于稳定期的CHD患者进行OGTT是安全可行的。而且因为稳定性CHD和急性CHD患者中血糖调节异常的患病率相同，因此理论上认为活动期的CHD患者也可以进行OGTT。对于CHD患者，正确诊断其糖代谢状态有助于阻止致死性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目前发现2型糖尿病患者AMI后的病死率和再发率明显增加10。GAMI随访研究显示新诊断的糖耐量异常是主要心血管疾病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危险比为4.1811。

    对于CHD合并AGR的患者，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其危险性。对心肌梗死急性期的糖尿病患者严格控制血糖与减少远期死亡率有关12。当前的防治指南建议对稳定性CHD患者，特别是合并糖尿病和IGT的患者，要严格控制各项危险因子13。因此，只有广泛应用OGTT诊断糖尿病，才能使这些指南得以实施。减轻体重、增加锻炼等生活方式的强化治疗14和药物干预15可以阻止或延缓IGT患者糖尿病的发生发展。虽然目前对CHD终点事件的影响没有有力的证据，但是理论上推测可以延缓CHD的发展。 在研究方面，需要我们去明确欧洲和中国心脏调查研究结果是否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人种。流行病学资料可以很好地评估正常人群中糖尿病和IGT的患病率，以便更好地比较CHD 患者和一般人群中糖尿病和IGT的患病率，计算与AGR相关的CHD的患病比例。多年的追踪资料对评估CHD合并AGR的患病率是否持续增长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结果将激励我们去探讨IGR和CHD发病的共同的生物学基础。肥胖和久坐的生活方式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但其他代谢和遗传学因素在这些疾病中也可能普遍存在。这些因素可能代表非常基本的生物学机制，至少在亚洲和欧洲人群中有相似的效应，并且使人们更易遭受西方生活方式带来的恶性后果，而这种生活方式目前已经在中国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