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对您进行采访。请问您如何看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在冠心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您对降脂治疗的未来有何看法？

Kieth C. Ferdinand：我认为LDL-C仍然是主要的治疗目标，需要通过降低患者的LDL-C水平来控制风险。在一些LDL-C水平较低的人群，比如说中国的农村地区、非洲的农村地区，人们的LDL-C水平一般保持在40~50 mg/dl之间。但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城市，人们的平均LDL-C水平达到了130 mg/dl左右，作为平均数字来讲，这个数字太高了。一旦患者发生心肌梗死，则不能仅仅将LDL-C水平降低到平均水平，而是需要降低到代表没有冠心病的人群的水平，也就是40~50 mg/dl左右。

《国际循环》：您认为哪个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好转更具相关性？是高密度脂蛋白（HDL-C）的变化，还是LDL-C的降低？

Kieth C. Ferdinand：我认为降低LDL-C仍然是主要的治疗目标。回顾ASTEROID研究，该目标人群是冠心病患者，当LDL-C降低以及HDL-C升高时，都可能得到动脉粥样硬化好转的结果。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会选择降低LDL-C作为主要目标。在无冠心病的人群，如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人们的LDL-C水平很低，HDL-C水平同样也低。那里人们以素食为主，肉类吃得较少，HDL-C水平很低。所以我认为只是HDL-C水平低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LDL-C水平升高而HDL-C水平降低时才会出现问题。

葛均波教授：有关今天早上公布的一些试验结果，这些试验使用了一些新药物来升高HDL-C水平，但是试验结果令人沮丧，因为三项试验的结果都说明升高HDL-C并不能给患者带来益处，您对这些试验结果有何看法？

Kieth C. Ferdinand：这是很有意义的发现，关于这些有关升高HDL-C是否对减少心肌梗死、卒中以及总死亡有益处的数据，我们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这些新的数据表明这种益处很可能不存在。但是这些研究的设计是为了验证这些新药物对心肌梗死、卒中以及死亡的作用，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并没能得到验证。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做的主要是降低LDL-C水平。我们不希望HDL-C低，但需要记住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就如我刚才所讲，素食主义者、不吃红肉的人及那些生活在不发达国家农村地区的人们一样，他们的LDL-C和HDL-C水平都很低。

葛均波教授：今天上午报告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药物能够升高HDL-C，同时也导致血压的升高，您是否认为我们不能观察到颈动脉硬化斑块的好转与血压升高有关呢？

Kieth C. Ferdinand：现在还很难看出来，但是在试验中血压有较小程度的升高很可能意味着在某些患者中血压出现明显的升高。回顾HOPE试验，这项试验使用了雷米普利，在收缩压方面只有2~3 mmHg的差异。回顾ALLHAT试验，有些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抑制剂的患者血压降低的程度较低，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只有4~5 mm Hg。在大型临床试验中，血压较小程度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很难说。所以我担心这个受试药在升高HDL-C的同时确实能升高血压。

葛均波教授：我们知道为什么要降低LDL-C水平，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确定地说LDL-C越低，临床预后越好？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善和临床预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Kieth C. Ferdinand：当进行血管内超声检查时，会发现检查结果并不仅仅是疾病的一个标志，动脉粥样硬化本身就是病变。为了研究药物治疗对心肌梗死、卒中以及总死亡率等预后事件的作用，我们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随访大量的患者。由于目前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信息表明使用他汀类药物进行降脂治疗能够给患者带来益处，所以很难再告诉患者在试验中服用安慰剂或者他汀类药物，然后再来看他会不会比别人先出现心肌梗死或者死亡。我同意把血管内超声或者颈部血管超声作为检查手段来判断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是否好转，这种好转可能对患者有益。

《国际循环》：能否谈谈您在高危患者中进行强化他汀类药物治疗的经验？

Kieth C. Ferdinand：高危患者需要接受他汀类药物治疗来达到治疗目标。当患者出现心肌梗死或者有多种未控制的危险因素时，是否能达到治疗目标，即LDL-C水平降低50%能够影响患者预后呢？如果一个有西方饮食习惯的患者出现肥胖、糖尿病、冠状动脉事件发作或不稳定性心绞痛时，他的LDL-C水平应该降低到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水平，即40~50 mg/dl。为了把LDL-C水平降低到70 mg/dl以下，对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就需要降低50%以上，而若不用强化的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

《国际循环》：您如何评价动脉弹性和内膜厚度在高血压研究中的作用？

Kieth C. Ferdinand：在高血压研究中，我们仍然在使用血压计测量血压。有一些关于动脉血管弹性的数据，在超声下挤压动脉血管，观察动脉血管的收缩和扩张。还有一些数据来自于颈部动脉超声检查，这些数据能够显示颈动脉内膜的厚度，这是动脉硬化水平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研究动脉硬化和高血压之间的关系。但是测量患者的血压，仍然是临床工作中常规和基础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确定患者高血压带来的心血管危险。目前所有纳入大量患者的试验结果都表明血压升高和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有关。

《国际循环》：您如何评价新出现的肾素抑制剂？

Kieth C. Ferdinand：直接的肾素阻断剂能够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但是并不能确定它比ACE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更有效，他们降低血压的效果相似。在耐受性方面，可能与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一样好。在避免心脏病发作和心力衰竭发生发面，并没有证据，所以目前还不能说这些新药优于我们已有的药物。我想我们应该用ACE抑制剂，在亚洲人群中，发生咳嗽副作用的比例较高，少数患者甚至出现血管性水肿，大概2000个服药者中会出现一例，出现这种情况后一般会改用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这是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药物的最后选择。我不同意不使用ACE抑制剂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就直接使用阿利克仑（Aliskiren）等新药。新的药物可能有一定益处，但是目前来讲不应该让患者跳过使用旧有药物的过程直接就开始使用新的药物。 《国际循环》：请谈谈降压所带来的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获益？

Kieth C. Ferdinand：降压治疗是我们能作的最有效地保护心脏、大脑和肾脏免于高血压损害的方法。他汀类药物治疗对冠心病很有用。大多数卒中与高血压有关，三分之二的卒中患者有高血压，其他的包括心房颤动、动脉瘤等疾病也可以导致卒中。如果想要降低人群中卒中的危险，降低心力衰竭的患病率，降压治疗是我们能作的最有效的事情。至于高盐饮食，如在日本北部的一些岛民中，食盐摄入量较高，可以考虑用一些有别于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药物，但是与新的药物相比，我仍然认为更多的试验结果显示ACE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对预后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