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医师心血管风险评估（China CARE）”，除了对医学界的意义之外，您认为其结果是否会对我国未来制定医疗卫生政策产生影响？

胡大一教授：无论是戒烟或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的推广都有很多环节，政府、学会、媒体都应该参与，企业也应该参与。但从全世界疾病防治的经历和过程来看，健康和预防应该从医生做起，因为医生最直接地获得最快最重要的关于预防疾病的信息，如吸烟的危害、肥胖的危害、减肥药的一些副作用；如何科学减轻体重，应该坚持运动和合理饮食。另外医生是患者最信赖的群体，如果医生每天做搭桥手术、介入治疗，每天还在吸烟的话，大家必然觉得吸烟无害，如果有害医生还能自己吸烟吗？所以我认为，预防从意义上、经历上讲都应从医生做起，因为吸烟有害健康、吸烟缩短寿命本身就是在英国医生中观察了40年的研究，对比吸烟和不吸烟医生的寿命及癌症等各种疾病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而目前中国医生不但是工作中面对疾病，本身也并不是很健康的群体，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即使是心血管医生自身关注也非常不够。医生目前吸烟率很高，饮食不合理也很常见，应酬较多，精神紧张，缺少运动和精神压力也很大。过去的一些资料也显示，医生本身高脂血症高血糖的情况也不少见。从这个角度来讲，China CARE调查从心血管医生这个群体开始，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及其对健康知识的认知程度，对推动全面的疾病预防和医疗保健以及推动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变革都是有利的。

国际循环：您如何看待家庭血压监测？

胡大一教授：家庭血压监测应该积极提倡，推动开展。因为高血压是常见病，中国目前有1.6亿高血压患者，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家庭自测血压是一种参与感，参与就会关注就会重视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仅靠医生或医院还远远不够。家庭血压监测最主要的是自己的主动参与，关注血压就会认真对待血压，这就是最大的意义所在。但家庭血压监测中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血压计的质量评估，患者也可以定期和医院规范的血压计进行对比。

国际循环：目前国内高血压患者血压达标率低，你认为主要的原因有哪几方面？

胡大一教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虽然现在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开展医生教育和患者教育，但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单纯健康教育收效甚微，“知信行”首先是知道，但知道后如果没有互动如继续上课之类很快就会忘记。况且我国各地发展并不均衡，像北京市这种大城市社区居民经常能得到一些疾病信息，而像辽宁阜新内蒙自治县的居民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或很少听到，如我们下乡过程中遇到的情况，高血压患者头痛就像牙痛服止痛片一样服药，不头痛就不服药，血压虽高达200/120 mm Hg，但没感觉，患者也不服药，只是凭感觉服用药物。再则还取决于我国的医保情况，包括新农合现在主要还是大病报销，日常用药全民的保障可能还不足，即使在大城市也是。患者的依从性也很重要，是否能够坚持服药，药物调整过程中能否真正按医嘱进行。因为有些患者服一种药物，两三天后发现没效就自行换药，但其实目前很多药物都是长效药物，时间短还未起作用，就被换掉了。。依从性问题只靠门诊开处方或成立高血压门诊并不能完全解决，还需要一个主动服务的过程，像印度的呼叫中心能主动去随访，通过呼叫沟通、提醒、主动警示，药物已经有效后不要换药，因为治疗有效的患者可能怕耐药，怕副作用积累，还是会换药，加上治疗无效换药，医生受自己经验影响和药品学术推广也都导致药物的频的更换，患者看说明书发现有那么多副作用也可能转向中药或其他保健品。所以要有主动的服务和主动的疾病管理，这仅靠大医院难以实施，应扎根社区中逐渐提高社区健康和慢性疾病管理水平才能实现。

国际循环：如何提高冠心病患者对医嘱的依从性？

胡大一教授：提高依从性，健康教育只是一方面，它可以传播知识。“知信行”最终是为了改变行为，从知道到相信到付诸行动，最难是“行”，如戒烟。吸烟有害健康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知道，即使不全面也知道会引起肺癌，但不一定会相信，即使相信了，改变“行”为，采取行动可能也很困难。再则是一定要有健康管理和疾病管理的服务模式，我们目前更多的是在教医生怎么用药，如果接下来没有服务模式也不行。欧美国家做过很多模式探索，将社区医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按指南用药，一种药物控制不佳加第二种，甚至第三种；另一组给予1片复方制剂，若一段时间血压下降仍欠佳则加用1片，如果还不行就转而咨询相关专家。结果发现起始给予复方制剂，能很快看到降压效果，即使未达标再加1片可能就能达标，这样患者和社区医生都能很直观看到降压效果，较按指南用药组依从性提高。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上升到新的层面，不是单纯去传播知识，一定要有疾病管理的模式，由被动变主动。当然这只依靠大医院还不行，要在大医院指导下真正发挥社区医院和农村卫生保健系统的作用。

国际循环：国内很多大中型医院都组建了心脏中心。您在2005年时就说过：有一块很重要的领域被忽略了，就是肺血管疾病；同时您特别强调“心肺血管疾病中心”这个概念，把心肺作为一个整体的思考。那么目前我国肺血管疾病研究现状如何？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

胡大一教授：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盲目乐观，以为我们能快速跟进新设备和新技术，譬如药物洗脱支架和64排CT等。我国在医疗行为规范化和学科的发展中，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和预防为主的概念还没有得到很好贯彻。部分学科也非常单调，如有的心内科基本是冠脉内科、支架内科或药物支架内科；外科可能就是搭桥外科、不停跳搭桥外科，别的疾病则几乎没有人认真研究，如肺血管疾病、心力衰竭、先天性心脏病、结构性心脏病等被忽略。预防也还停留在口头上，或刚刚想到而没有真正做到实处。学科过度重视单纯的技术，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学科来发展。

第二，心脏中心是1993年我在国内最早开始做的，建立第一个心脏中心的出发点在于以人为本，保证患者利益。内外科医生、介入医生和搭桥医生应该聚集在一起，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是考虑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患者最需要什么。同时推动心内外科互动双赢，共同发展。

第三，我们长期的学术发展的问题是不均衡。介入治疗发展很快，冠脉搭桥在很多省会医院都不成规模，因为内科把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留给外科的都是高风险，难度大的患者，外科因其死亡率高，医生没有机会或没有信心去开展。所以把心脏内外科整合在一起首先考虑的是患者利益，再则就是推动学科的共同发展，增加内外科医生对相互学科的理解，如外科在沟通中逐渐也学习到一些用药知识和预防的重要性，内科医生也了解到术前应该做哪些准备，哪些患者搭桥手术效果更好，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模式。

之后我把肺循环包括进来，称为“心肺血管疾病中心”，是考虑到以前我们是顾左不顾右，关注左心，而右心长期无人过问。有一种片面认识，即肺栓塞和肺动脉高压发生在肺部，所以应归呼吸系统，但后强调它们也是血管病，心内科也有很多疾病与之相关，先天性心脏病最终发展会出现肺动脉高压。遇到肺栓塞胸闷气短，患者或医生最先想到都会是心内科医生，而不是呼吸科医生。

但最终我认为从医学教育到医疗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这可能是目前医生给我印象最大的问题，虽然这可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认为只要有药物支架和先进的技术，做了所有该做的工作，就可以解决疾病的问题。当然科学是好的，而科学主义是极端主义，认为支架可以拯救人类，我认为支架救不了人类，在疾病的终末期做多少努力都难以奏效，加上目前一些因素导致部分检查治疗过度，都让我有点忧虑，因为过度治疗不仅浪费医疗资源，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一个很不安全的医疗环境。在诊治的过程中没有完全把患者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虽然技术发展越来越快，但离人文越来越遥远，对临床经验的积累却越来越不重视，对物诊和心电图越来越不重视，我非常希望医学能够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和回归三基三严，在新的形势下更人性化、更理性化地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回归不是复旧式复辟，回归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和转折。但回归会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