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大量研究证明了早期干预糖尿病的转归的意义，您如何看待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 如果NAVIGATOR能从主要终点上证明“降压”药物（如缬沙坦）也能降低新发糖尿病，您又会如何看待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在应用策略上，会和降糖药物降低新发糖尿病有哪些不同？

    单玉明教授：这个问题要这样说，就是早期地干预糖尿病的转归，确实意义是很大的。我们讲：任何一种类型的糖尿病，哪怕是IGT，或者已经是糖尿病但它的轻重程度不同的各种糖尿病，甚者是出现了并发症的糖尿病，生活的干预、生活习惯的干预、饮食结构的干预都是需要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发生糖尿病、没有发生糖尿病都需要。但这确实是一个工程。尤其是生活习惯的干预是很难的。因为紧张、忙碌的工作使大家在一个过程中间很少能抽出时间去参与运动；由于经济的改善很少有人去步行，比如在楼上却很少爬楼梯，上楼是电梯，出门是汽车；这样就造成运动的减少。在饮食结构方面，如果他注意了，也许会是清淡一点的、素食一点的，但一般来说，像鱼、虾，由于经济改善了，会造成饮食结构的改变和运动的减少；那么这些都会导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脂代谢这些综合征的发生。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对生活方式的干预在人们的想象中比较理想，又没有什么副作用，但实施起来我们确实有一个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是综合性的，这是一个工程。，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同时还要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药物的干预还是必要的。还有一点，对于临床上已经发生的、已经出现的、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药物的使用是必须的。必须要用一些药物把血压降下来、让血糖达到正常。我们常常讲，这些指标的正常和以后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和加重，从临床的角度考虑，可能（是有关系的。当然最后的结论不知道，但从临床的角度考虑，客观上我们是需要治疗达标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生活方式的干预和药物的干预在临床上两者都不可缺。所以在应用的策略上，或者说在方向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方面在做好病人工作的同时，还要采取药物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