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ESC 2012大会上,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与ESC共同举办了中欧联合论坛--CSC@ESC 2012。胡大一教授为论坛联合主席之一。论坛主题为中国和欧洲ST段抬高心肌梗死再灌注治疗现状和经验,中国的向定成教授和孙艺红教授分别作了专题演讲。
出版整理稿
中国最早的胸痛中心
全国最早的胸痛中心是1995年我到朝阳医院2年后成立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患者到达医院先治病救命,后问费用,开始溶栓,后来做经皮冠状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PTCA),作为常规机制救治患者。那一段时间是做得最精彩的。这个项目后来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朝阳医院的模式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情结,想在全国推广。我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18年以来,我一直用极大的热情和力度推动这件事情,包括在奥运会前夕再一次推动“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的概念,拉动首都急救系统。
奥运前夕首都急救现状调查
在这项奥运前夕首都急救中心项目中,我调查了首都急救现状。结果发现我们和国外差距很大,不是我们不会做支架、缺乏导管、手术室设备不好,而是首都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患者救治时间明显延迟。有几个问题:第一,胸痛患者呼叫时间不及时,在家中延误较多,大部分患者自行开车到医院,没有呼叫120或999,这是非常值得改进的问题。第二,120或999急救系统不能和医院之间形成高效的转运机制,甚至存在患者无序的流动。不可容忍的是由于经济利益驱动,舍近求远,将患者送到更远或不具备救治条件的二级或初级医院,来获取经济利益,延误了最佳救治时间。第三,即使是大医院,基本上下午5点以后及周末节假日绿色通道的时间是非常延迟的。鉴别诊断所需要的一些检查项目,例如CT都不能及时发送报告。到达医院后的流程也非常复杂,例如人民医院,患者到达医院后,首先是急诊医生接诊,然后呼叫大内科二线,这些医生都不是心内科医生,然后再呼叫心内科值班医生,而人民医院的心内科住院医生都是进修医生,不能做决断,再呼叫本院医生,本院医生再呼叫导管室,如此在人民医院内部就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眼看能救治的患者而救不了。第四,医疗赔付体系,在欧美国家、印度和古巴,如果得了心肌梗死,没有人问你有钱吗?由于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我国现状是进入医院后首先要落实经费,没有钱就不能治。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胸痛中心
中国目前有最先进的导管室和CT,药物支架比哪个国家做得都多。中国目前最大的遗憾是服务模式非常差,最近在逐渐推动下开始出现了可喜的变化。2000年左右我们和美国胸痛中心协会取得联系,得到了飞利浦的支持,最近5年来共同在中国推动胸痛中心普及和建立标准。我经过调查终于找到了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他们举全院之力,院长、心内科主任及急诊科主任共同努力,推动胸痛中心建成,心内科、急诊科、院外急救系统大协作。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将胸痛中心作为医院和心脏科十二五重点发展项目,他们有抢救优势,因为广州的救护车由医院管辖,急救中心只起调度作用。他们首先使用了院内外无线心电图系统,患者在家呼叫后,在救护车上就可以做12导联心电图,直接传送至医院的胸痛中心。胸痛中心直接指挥导管室开放,患者可以绕过所有的环节,直接进入导管室进行抢救。奥运前夕那次调查显示北京各大医院Door To Balloon(D to B)即到达医院门口至开始球囊扩张时间,长达132分钟,而国际要求是90分钟,由急诊科医生调动导管室而不是心内科医生调动导管室。欧洲和以色列改变的是由救护车直接调动导管室,急诊科医生和心内科医生都被绕掉了,所以欧洲已经达到60分钟以下,以色列45分钟以下,D TO B时间大幅度缩短。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时间已经控制在50分钟以内。
未来更美好
我还要向大家传播一个最重要的消息,为与国际接轨,我们和美国胸痛中心协会及ACC沟通,希望用美国的服务认证标准,而不是技术标准来评价中国心脏学科。第一个启动评价的是胸痛中心。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胸痛中心是中国第一个被美国胸痛中心协会评估认证并且授牌的中心,因为它确实符合美国胸痛中心实践的标准。现在上海胸科医院方唯一教授也有这个积极性,北京也有不少家医院也在参与。我希望更多医院能够按照高标准改进服务,不单纯提高技术水平,而注重优质服务,这可能是未来改变心血管领域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大举措。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医院像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一样,达到国外的优质服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