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组在研发的同时，深感普及、推广新方法，新技术的必要性，在1975-1977年间举办三次全国性学习班。学习班由协作组成员任教，教学内容涵盖起搏理论、临床及工程技术，并观摩植入手术。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共培训150余名医师(图7)。在向全国推广起搏技术中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对起搏器的需求大增，各地病人纷纷涌来求购或索取。有的半夜三更上门求助，外地的甚至派人乘专机来定制。为此交由复旦大学电子仪器厂与义乌医疗仪器厂同时生产，截止七十年代末共供应全国1000多台体外按需式起搏器，6OO多台植入式起搏器。)。
　　尽管我们边研发边移交生产但总满足不了病人的增长，因此压力重重，经常加班赶制，有时深更半夜也会有人把我从梦中叫醒赶去救急，连过节也不安宁。不少医院缺乏经验，我还得奔赴现场指导，真弄得骑虎难下。但每每见到病人获救我的一切疲劳都会忘掉，感到的却是一身轻松。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我的辛勤劳动和付出却引来工宣队的猜疑，他们竟然别出心裁地派出外调要去调查我救治的病人是“工农兵”还是“地主老财、封资修”？幸好，各医院调查结果全是“工农兵”。总算逃过一劫！幸哉，还受到表扬。
　　1977年协作组成员扩大，上海医电厂康殿邦、复旦大学孙友法、仁济郑道声、张思华、中山童步高、何梅仙、新华徐惠芬和长征医院李萍等医师都参加进來。起搏研究会由长征医院吴玉祥任主任，至1980年便转成为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的心脏起搏技术工程委员会。
　　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的封闭式时代，进口受限，国内需求旺，价格又低，我校一度供不应求。虽然当时研制出国际先进的专用起搏集成电路(比Medtronic、Biotronic还早2-3年)，但限于“手工作坊式”生产，效率低，质量难以保证，特别是采用国产锌-汞电池供电，极易漏液、提前竭尽，使用期限短、故障率高。但每套300(固率)-600(按需)元的售价，适应了“面向工农兵”的潮流。也填补了空白，满足了抢救工作的急需。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国门打开，国外起搏器大量涌入，虽然我们己开发出钛壳全密封并采用锂电池的起搏器（见图8）系统，但也因营销手段及产品品质不敌国外产品，最终无法挽回大局。生产方式的落后以及资金严重不足使得国内生产厂家无法与国际先进厂家匹敌，国产起搏器沉入低谷。至80年代末成了进口机的一统天下。
　　1990年上海的二军大长征医院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发起，会同复旦大学、上海医电厂于10月份筹资25O万在珠海建立新珠起搏器公司，隶属于长征医院在珠海设立的新珠制药厂。决心重振雄风自行设计研制全数字化CMOS集成的可程控频率的SSI起搏器先满足国内低端市场，然后在4年内逐步发展至DDDR。
　　经过两年努力最终研制出完全符合技术要求，采用自主研制的专用集成电路(ASIC)以及陶瓷板二次集成的Life 9000型起搏器（图9）。共制成50台。进行了动物试验和临床试用。于93年5月通过国家药管局的验收，同意小批量生产，并取得了准产证。可是正当一切就绪准备生产的当时新珠制药厂按军委“部队停办生产、经营类企业”的命令，起搏器公司连同新珠药厂被整体拍卖，许可证作废。因此“新生儿”夭折。真是十分可惜！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一些民族企业的壮大，一些上市公司纷纷注目心脏起搏器这一代表高技术、高效能、大用量、高产值的产品，邀我加盟继续为之奋斗。而我更多想到的是要不遗余力地追梦、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