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在这次ESC会议上有一个中欧的联合论坛，在这次联合论坛中中国的两个发言人将会讲一下中国胸痛中心的问题，您能谈谈胸痛中心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如何？
胡大一教授：胸痛中心实际上是1995年我到达朝阳医院2年后成立的全国最早的胸痛中心，时间第一，时间就是生命。开始溶栓，后来做PTCA。那个时候还没有支架，做球囊扩张，作为一个常规的机制救治患者。到医院先治病救命，后经费。那一段时间是做的最精彩的。这个项目后来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朝阳医院的模式对我来说一直有一个情节，想在全国推广。介入治疗是放支架，最有价值的是开通STMI患者的堵塞血管，这确实是救命而且成本效益比最合理的治疗，但是我们从欧美国家可以看到，用支架救治STMI患者恰当治疗率可以高达99%。使用不恰当的只有1%。而用于治疗慢性不稳定性心绞痛，一半是不靠谱的，一半是适宜的，一半是不恰当治疗或过度治疗。我认为这是最有价值的一项事情，18年以来，我一直用极大的热情推动这件事情，利用奥运期前夕再一次推动时间就是先机，时间就是生命，首都急救系统的拉动。之后，2000年左右我们和美国胸痛中心协会取得联系，得到了飞利浦的支持，最近5年来共同在中国推动胸痛中心普及和实现的标准。奥运前夕首都急救中心项目，我拿到一个调查首都急救现状的项目。我发现我们和国外差距很大，不是我们不会支架，不会导管，手术室规模，而是首都ST段抬高患者救治时间明显延迟。有几个问题，一是患者胸痛呼叫时间不及时，大部分患者是自己开车，自己到医院，没有进行呼叫120。这是非常值得改进的医疗问题。第二是120急救系统不能和医院之间不能形成高效的转运机制，甚至存在患者无需的流动。不可容忍的是由于经济利益驱动，舍近求远，将患者送到更远或不具备救治条件的二级或更低级的医院，来获取经济利益。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间，而且即使是大医院基本上是5点以后及周末节假日绿色通道的时间是非常延迟的。鉴别诊断所需要的CT室的都不能及时发送报告。到达医院后的流程也是非常复杂，例如人民医院，患者到达医院后，首先是急诊医生接诊，大内科二线，都是轮转的，他们都不是心内科医生，然后再叫心内科值班大夫，因为人民医院没有住院医生，都是进修医生，进修医生又不能做决断，再呼叫本院医生。本院医生再呼叫导管室。就在人民医院内部耗费的时间，眼看能救治的患者而救不了。再有就是医疗赔付体系，在欧美国家，印度和古巴，如果得了心肌梗死，没有人问你有钱吗？没有钱就不能治。由于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入门后首先要落实经费。中国目前有最先进的CT和导管室，药物支架比哪个国家做的都多，最大的遗憾是服务模式非常差。
最近在逐渐推动下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我经过调查终于找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他们举全院之力，院长和科主任及急诊科主任，大家为共同的目的推动胸痛中心建成，他们有抢救优势，因为广州的急救车归医院管。急救中心只是调度机制，车归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将这个作为医院和心脏科“十二五重点发展项目”。首先他们使用了院内院外无线心电图，在家呼叫，上车就可以做12导联的心电图，直接传送到医院的胸痛中心。医院专门有个机构，由心内科，急诊科，院外急救系统共同指挥的胸痛中心。胸痛中心直接指挥导管室开放，患者可以绕过所有的环节，直接进入导管室进行抢救。在奥运前夕，我们调查了北京各大医院D 2 B到达医院门口到进入导管室球囊扩张时间，长达132分钟，国际要求是90分钟。国际为什么是90分钟？最主要是改变了一个机制，第一个是急诊科医生调入导管室而不是心内科医生调入导管室。欧洲和以色列改变的是由救护车直接调入导管室，急诊科医生和心内科医生都被绕掉了。现在欧洲已经达到60分钟以下，以色列是45分钟以下。所以D2 B时间大幅度缩短。广州军区总医院的时间已经控制在50分钟以内。而且我还要向大家传播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在未来和国际接轨中，我们现在和美国胸痛中心协会和美国ACC沟通，希望用美国的这种服务的认证标准，而不是技术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心脏学科。第一个启动评价的就是胸痛中心。广州军区总医院的胸痛中心是在中国第一个被美国胸痛中心协会评估认证并且授牌的中心。因为它确实符合了美国胸痛中心实践的标准和时间。现在上海胸科医院方唯一教授也有这个积极性，北京也有不少家医院也在做。到目前为止，我希望更多医院能够按照高标准做，这个做出来不是技术而是优质服务，可能是未来改变心血管领域改变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大举措。我们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和国外做的一样的优质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