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3~16日欧洲巴黎血运重建会议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EuroPCR历史悠久，是介入领域规模最大的盛会之一。此次会议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于主会场进行手术转播，高润霖院士、杨跃进教授和陈纪林教授三位术者为国际同行展现了中国介入手术的高超技巧，并且与会场专家的交流和讨论也体现了中国介入学术水平与经验的丰富。在总指挥徐波主任的协调及所有护士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转播过程顺利而成功，同时显示了中国在参与和组织国际会议时的沉稳气度。《国际循环》特派记者在转播现场为此进行专访，在此与读者共同领略四位专家风采……

高润霖院士专访    徐波主任专访    杨跃进教授专访    陈纪林教授专访

左主干分叉病变的介入治疗——高润霖院士专访

《国际循环》：您此次EuroPCR 2008会议上做了手术转播，能简单介绍您演示的这个病例的情况吗？

高润霖院士：这个病例是左主干分叉病变。以往左主干病变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绝对适应证，而近年来随着支架技术的发展，一些经过严格选择的左主干分叉病变，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也可能取得比较好的疗效。

今天手术转播的是孤立的无保护的左主干病变，其他血管均正常，心功能也是正常的，并且患者比较年轻（40岁）。对这类病例我院已有400余例的经验，近远期效果比较满意。最近 Park 等发表的左主干病变CABG与PCI 的注册登记研究也表明在死亡和心肌梗死发生率发面两者无差别，PCI组再次血运重建多。当然，这两种方法的价值上需等待随机临床试验结果的评价。

此例患者我们置入的是CYPHER SELECTTM Plus支架，该支架在中国刚刚上市，这也是我们在国内的首次使用，它在CYPHER SELECT支架的基础上又改进了支架输送系统，更加容易操作。

每次手术转播我们均会选择具有教学意义和讨论价值的病例，并且每次选择病例的侧重点各不相同。TCT时选择的左主干病例是内外科合作，运用杂交技术。此次纯粹是置入两枚支架，希望通过左主干的病例选择，告诉医生哪些患者适合于左主干的支架，在什么情况下用何种策略来做，做完以后临床随访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术后用药时间等。在与会场同道的互动讨论及与会专家评论时，左主干的病变的介入技术及上述诸多问题均有涉及，使广大介入医师对此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国际循环》：2006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OAT的研究，认为晚期开通动脉不能降低终点事件的发生率，反而非致死性心梗有增加趋势，您如何评价？

高润霖院士：任何临床试验都有其严格的病例选择标准，OAT试验选择的大部分是单支病变，距发病较晚，梗死相关动脉闭塞以后基本上存活心肌不多，但其他血管病变稳定的患者。对于此类患者，是否开通动脉对终点事件影响不大。OAT所选的患者大部分心肌细胞基本上已经坏死，晚期开通动脉与否对预后没有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由于其技术操作问题可能造成并发症，增加事件的发生率。但这只是一少部分患者的情况，不能由此推论成所有心肌梗死后患者晚期开通动脉均无意义，而应限制于所研究的人群。

《国际循环》：请您谈谈有关分叉病变的最新进展情况。

高润霖院士：分叉病变在冠状动脉操作里较复杂，晚期效果比较差，特别是分支病变血管的再狭窄率高。近年各国学者对其技术做了很多研究，如探讨应用单支架还是双支架策略，双支架该如何置入等问题。目前总体倾向是：如果分支血管直径不是很大，相对而言不是很重要，开口也相对正常，则尽量在主支置入一枚支架，跨过分支的血管，侧支不置入。但如果侧支的血管较大，开口本身有明显狭窄，则常需置入两枚支架。Nordic Ⅱ试验提示Culotte支架技术可能比Crush挤压技术的晚期事件更少。具体采用哪种置入技术应主要根据病变情况决定，病变部位，分叉大小，分支血管是否受累，主支和分支血管直径，角度，主支血管分叉前后直径的差别等。根据这些复杂的情况来权衡选择一个较合适的置入方法，但目前我们仍不能肯定，对于分叉病变究竟哪种策略对哪一部分患者最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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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EuroPCR手术转播圆满成功 在实践中传播教育——徐波主任专访

《国际循环》：请您谈谈关于EuroPCR的手术演示的相关情况。

徐波主任：EuroPCR会议与TCT会议是世界范围内两个最大的心脏介入学会议，具有悠久的历史，TCT会议已经有20年，EuroPCR也有18年之久。介入会议与其他会议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手术演示，是一个非常重视实践的学科。心脏介入方面的讲课和经验介绍也是介入学会议的重要内容，但手术演示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只有转化为实践才具有更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手术演示（live case demonstration）一直是介入心脏病学大会的核心内容。EuroPCR的转播特色在于比较注重理性，这与欧洲的特点有关，所做的每一步骤都要有理可循，有据可查，按计划逐步执行。而实际上在手术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都应进行充分准备。阜外医院转播PCR手术演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转播是2004年作为亚太介入心脏病学会代表在第四分会场转播，经过积极准备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年转播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我们作为大会直接邀请的直播中心（live center），转播是在巴塞罗那5000多人规模的主会场进行，而且主会场每天都有一个主题，如复杂介入等。这一场手术转播和配置的讲课内容实际上是冠脉介入3个最主要的复杂病变：左主干病变、分叉病变和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难度最大也是最精彩的部分由我们来演示，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荣誉。

我们严格按照EuroPCR转播手术的指南来操作，特别是这次精心选择的3个病例。我认为首先病例应尽量选择争议较少的适应证，如第1个病例是无保护左主干病变，选择这个患者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患者拒绝做手术，二是41岁女性。如果现在就做搭桥手术，将来很可能会再出现问题，而且是孤立的左主干病变，其他情况良好，介入应该是一种很理想的替代治疗方法。转播的协同主持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外科专家，在看这场手术时十分惊奇，原来介入医生能把复杂病变的介入做得如此优秀。

第2个病例分叉病变实际上是三支病变，回旋支完全闭塞，右冠状动脉近端也有病变，前降支分叉，属于非常复杂的多支血管病变。虽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搭桥适应证，但是该患者伴有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外科医生一般不太愿意冒险手术，而我们使用了药物洗脱支架进行完全血管重建，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效果。可见对于这种患者介入治疗也是种可选的替代治疗。

第3个病例也符合介入的适应证，该患者在2年前有前降支和右冠状动脉搭桥的手术史，当时右冠完全闭塞，前降支是95%闭塞，且有严重钙化。搭桥手术后不久出现静脉桥堵塞现象，原来的右冠也完全闭塞。我们知道静脉桥堵塞所致缺血会很严重，再次搭桥也不现实，所以介入的适应证不存在争议，通过技术来完成高危复杂的操作，打通患者自身右冠状动脉，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参与、准备、到实施PCR的手术转播，从适应证的准备到精选病例，自己提出问题，与主持人充分讨论实施策略到最后得出结论，使参会者得到有益的信息，整个过程非常完美，令人满意。

我对这次会议最深的感受是：归根结底我们要把EuroPCR转播看作是一个教育的过程，不应一味地表现自己而应该更多的配合会议，使会场上的5000多位观众能从中获益。

《国际循环》：您作为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从接到通知到最后筹备结束，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呢？

徐波主任：我在春节期间收到邀请，到目前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关于组织手术演示，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讲：一是医院的整体配合，像高润霖院士、陈纪林主任和杨跃进院长这样的知名专家全力投入，有他们的精湛技术做保证，以及流利的语言和整体效果，还有年轻医生和导管室的同事们的配合，以及医院各方面的支持。第二，我们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转播队伍。阜外医院国外转播最早是在1999年和2000年，当时就与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合作转播。现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经验，CIT的转播规模也越来越大，整体上的配合也已经很纯熟，一些基本的概念问题已经不需多加讨论，可以直接涉及到这次转播能做哪些关键点，哪些改进。我们长期合作的医生对手术转播都已有了很好的默契，现在更关键的是病例的准备工作，要挑选符合标准并有教育意义的病例。虽然手术转播每次都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投入和准备，但能促进介入治疗的发展，展现我国介入治疗的水平，我们很乐意为之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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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桡动脉慢性闭塞病变介入治疗经验——杨跃进教授专访 

《国际循环》：请您就这次手术转播与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CTO）介入治疗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杨跃进教授：如何做好桡动脉CTO，关键还需要每个手术者在实践中慢慢体会。做桡动脉CTO首先是导管的后坐力要好，最好选用Amplatz、EBU等特殊引导管。第二，关键还在于导丝技术，所谓对侧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