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PROSE-ICD试验事后分析显示，对于接受一级预防ICD植入的心力衰竭（心衰）患者，几种和炎症、神经激素及心脏损伤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水平是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但并非适当放电的预测因素。

　　作者Alan Cheng博士（Johns Hopkins大学）等介绍，研究主要终点为放电，次级终点为死亡。目前的结果提示，一些反映心衰病理生理的生物标志物能用于识别植入ICD但可能并不会发生放电的患者。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Circulation: Arrhythmia and Electrophysiology。

　　资深作者Gordon F Tomaselli博士（Johns Hopkins大学）表示，生物标志物能在有猝死风险及ICD植入指征的患者中，进一步识别死亡风险显著增高的患者。生物标志物预测的死亡可能与进展性泵衰竭相关。非心脏原因死亡率低，且未发现死亡前出现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死亡后ICD仍在继续起搏，提示死因为心肌衰竭。

　　研究入选1189例接受一级预防ICD植入的心衰患者，中位随访4年。白介素-6（IL-6）是适当放电的唯一预测因素。基线时最高四分位和最低四分位患者相比HR为2.23。但在调整心房颤动、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肾病及ICD是否包括再同步功能等混杂因素后，5个生物标志物（CRP、IL-6、TNF-α-RⅡ、BNP、cTnI）都能预测全因死亡（P值均<0.001）。

　　生物标志物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目前一级预防ICD患者选择标准。作者介绍，目前的标准基于心室功能，预测哪些心衰患者处于猝死高风险能力较差。他们创造的基于5种生物标志物的方法能“预测哪些患者更可能死亡，而非从ICD适当放电治疗室性心律失常中获益。”

　　（来源：Circ Arrhythm Electrophysiol.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