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OVID-19疫情为全球带来极大挑战，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诊疗带来哪些影响？疫情期间，介入医生应如何开展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手术？疫情之后又将有怎样的变化？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刊特邀欧洲心脏病学学会（ESC）主席Stephan Achenbach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周玉杰教授、高霏博士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钱杰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线上讨论、交流。
COVID-19下的PCI治疗
周玉杰教授：能否介绍一下德国的COVID-19发病情况，它对行PCI的患者和介入医生有何影响？
Stephan Achenbach教授：关于COVID-19，德国处于中间状态。欧洲第一波发病是在今年3~5月，第二波发病是在10月左右开始。在第一波发病时，大多患者选择待在家里而非去医院，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在医院时可能会被感染，但在第二波发病时，人们的认知有所改善。而在感染率和住院率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始终低于其他国家。COVID-19确实影响了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幸运的是，德国的医疗体系并未被击垮，我们仍可治疗所有需要医疗帮助的患者，PCI、结构性心脏病和电生理诊疗活动未受影响。
我们医院处在相对较小的城市，COVID-19例数较少。目前，我们医院大约有60例COVID-19患者，其中20例在呼吸机加护病房。我们在使用医疗资源时更加理性，转移患者较既往更迅速，因为建立了COVID-19病房，床位数有限，因此必须合理规划。当患者患有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甚至出现呼吸道感染的迹象时，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穿上防护衣，这可能比较麻烦，但绝对可行。因此，这是唯一真正影响医生的事情。
周玉杰教授：我们医院是心血管病医院，在COVID-19流行初期，大家经常讨论如何对COVID-19患者进行PCI治疗。现在北京有负压运输车和负压病房，可以保护传染病医院的患者和医生。目前北京COVID-19患者较少，为预防以后再次发病我们已做好准备，并为COVID-19阳性患者配备了负压导管架，但使用的机会可能性较小。
钱杰教授：目前，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好像没有配置类似装备，可能因为我们是单纯的心血管病治疗中心。如果真有COVID-19阳性患者需要诊治心血管疾病，也许转入专门医院，或者象安贞医院这样配备有专门设备的医院更好。Stephan Achenbach教授，您和您的同事是如何控制COVID-19而又不占用医疗资源，如何使医护人员相对安全并维持正常的工作量？
Stephan Achenbach教授：德国在COVID-19大流行中表现相对较好有三个原因：第一，具有非常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每个城市都有公共卫生办公室，他们会追踪所有COVID-19阳性患者及其接触者，并告知其留在家中隔离。在控制感染链方面，较其他国家更有效。第二，德国人严格遵守纪律，并遵守公共卫生条例。我们的领导很早就采取了措施，例如在公共场合配戴口罩。第三，我们很幸运有很多医院，而且重症监护床位和其他普通床位人均是其他国家的三倍。
钱杰教授：Stephan Achenbach教授，在您的中心如何治疗重度COVID-19患者？它很难，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和资源。
Stephan Achenbach教授：我们医院可以为130例患者提供呼吸机，拥有1300张病床，可将其中的10％变成带呼吸器的重症监护病床，还可提供体外膜肺氧合（ECMO）。我们已从其他医院接受了ECMO患者，并尝试使其病情稳定。当然，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并不低，但基础设施允许我们对此进行治疗，即使用公共卫生措施将感染率控制在极低水平。另外，德国第一次疫苗接种将于12月中旬开始。
数字化监控
周玉杰教授：据了解，德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非常好，公民也很遵守纪律，这在应对流行病工作中非常必要。
Stephan Achenbach教授：我们APP应用情况不佳，有一款可跟踪联系人的APP，但由于数据保护方面的考虑，德国人非常不愿意使用，因此在德国，这种方法效果不好，但在公共卫生部门非常有效。
周玉杰教授：高霏博士，请谈谈COVID-19期间您的工作经历？
高霏博士：正如Stephan Achenbach教授所说，APP和智能手机在德国取得的效果有限，但在中国，数字设备为控制COVID-19做出巨大贡献。我们医院为患者和医生提供了APP，每位医生都必须报告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果他们去过高风险地区，则需通过智能手机向当局报告自己的足迹。在到达医院之前，患者必须使用智能手机来追踪足迹，以确定他们是否曾处于高风险地区。我认为智能设备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控制了病毒的传播，并对患者和医生加强纪律监督以确保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Stephan Achenbach教授：德国政府试图引入这项技术，并且可使用这些APP，但人们不愿意接受它。
在线医疗会议
周玉杰教授：COVID-19的影响使许多医学会议改成在线举行，您对将来在线医疗会议有何看法？
Stephan Achenbach教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在德国，所有医疗会议和其他会议都已改为虚拟会议。我们医院不允许开会，专业协会不再举行任何会议，都改为在线召开，内科医生必须留在医院。作为ESC主席，这对我是一大挑战。ESC是全球最大的心血管病会议之一，每年通常有大约3万名参会者，但今年取消了现场会议，改为在线召开。结果显示，ESC 2020有12万名参会者，是既往人数的4倍。在线会议可覆盖通常无法参会的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这是未来的一种模式。
我坚信，在过渡阶段之后，有的人可能已习惯在线会议，因此之后的会议可能采用线上线下两种形式。在某些方面，线上会议甚至更好，视觉效果很完美，可观看幻灯片，非常有教育意义。而线下会议给参会者更多现场感，充满乐趣、更兴奋和更多互动，记忆深刻。
钱杰教授：我同意，COVID-19将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既往，我们要去不同的地方和省份参加医学会议或全国性会议，非常忙。在过去的十个月中，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参加此类会议，只能在线进行。但是现在即使在家或办公室，仍可谈论医学，这非常有趣。
Stephan Achenbach教授：我赞同。现在，我们可以在同一天内通过互联网与四个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讨论交流。
钱杰教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当地较小医院的医生可获得指导，以开展手术以及在介入心脏病学领域引入新技术。
Stephan Achenbach教授：我们已在德国完成第一批机器人PCI，远程操作将比既往更加可行。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亲自操作，但这与个人喜好无关，而是要对患者最有利。几年前，在线活动效果不佳，断断续续，音质差，图像质量差。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很好的相机、照明和麦克风，技术进步很多，使得在线体验更佳，现在已具备了提供和接受高质量在线教育的能力。
钱杰教授：作为ESC主席，您将如何设计明年的ESC大会，完全在线还是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Stephan Achenbach教授：目前正在努力将ESC 2021设计为在线活动，将会有小专场，互动专场，来自不同地方的直播专场。如果疫苗接种发展较好，可能会增加现场会议，但主要活动和学术日程在线上进行，现阶段正在准备中，整体会议结构已更改，并针对在线会议进行了优化。
钱杰教授：通过在线形式，ESC大会召开时间是否要延长或包含更多的内容？
Stephan Achenbach教授：会议时间不会更长，因为医生必须回到医院和诊所工作。当然，会议内容将提供更长的时间。是否设置更多或更少的专场？考虑如果专场数过多，则会使参与者不知所措，因此，必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不会增加比现场会议更多的专场。但时间会有所调整，会议将在欧洲半夜举行，以便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在白天观看直播。
钱杰教授：我们希望能参加下一届ESC会议，了解欧洲的文化，教育和最先进的经验。
高霏博士：请教一下各位教授，如果COVID-19大流行结束后，在线会议是否会被取消，现场会议仍将成为主要形式？
Stephan Achenbach教授：大型会议将继续以现场形式召开，因为大家想要聚在一起探讨、交流，一起思考。在线会议可能会有改变，但我坚信不会被取消。
未来展望
周玉杰教授：人类永远不要试图成为机器人或机器，我认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定可征服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已有更多的人接种了疫苗，以终结该病毒的大流行状态。两年后，ESC大会将在哪里举行？
Stephan Achenbach教授：我们仍在讨论2022年ESC会议的举办地，尚未确定，但相信一定是欧洲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周玉杰教授：在中国的医院，每年约有2万例PCI病例和3万例冠状动脉造影病例。许多介入医生像昼夜不停运转的机器，很少有机会谈论该领域中的COVID-19管理，因此了解了您在德国的经验确实很有帮助。自最初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就迅速采取了有效措施进行控制。现在，只有少数几个中国城市正在经历这种情况，而且已显著改善。
Stephan Achenbach教授：我们已准备在欧洲进行疫苗接种，但要实现一定比例（20%~30％）的人口疫苗接种仍需一段时间。
钱杰教授：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明年COVID-19仍可能存在，未来中国会议如何举办还要视情况而定。我同意Stephan Achenbach教授的观点，人们喜欢与同事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畅谈交流，现场会议仍非常吸引人，特别是著名的大规模会议。但因为在线会议成本低并且效率很高，因此，未来会议举办形式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Stephan Achenbach教授：在此艰难的一年结束之际，谨祝大家一切顺利。中国在面对这一挑战时做得非常出色，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希望明年以及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心血管疾病比COVID-19危险得多，而且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必须共同努力，以减轻心血管疾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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